当今叱咤国际影坛的罗马尼亚导演，有两位备受瞩目：一位是罗马尼亚新浪潮领军人、荣获戛纳金棕榈奖的 克里斯蒂安·蒙吉 ，另一位则是大胆揭露本国黑历史的 拉杜·裘德 。裘德在疫情期间以一部大尺度的《倒霉性爱、发狂黄片》勇夺柏林金熊奖，令影坛为之侧目；他拍摄的一系列实验论文电影不仅话题性十足，而且充满极大争议。今年他又有新作在柏林获奖，再次引发关注。

拉杜·裘德的新作 《二〇二五年的欧陆》 延续了这位罗马尼亚导演一贯的尖锐风格，影片如同一把锋利的手术刀，试图剖开当代欧洲社会的种种病灶：官僚主义的繁文缛节、地产商的贪婪嘴脸、社会保障制度的失效、民族主义的狂热、宗教的虚伪面具，甚至是俄乌冲突的地缘政治阴影。裘德的勇气值得钦佩，在这个普遍回避深刻的社会议题的时代，他依然坚持用电影作为批判的武器。

电影讲述特兰西瓦尼亚主要城市克卢日的一名法警。一天，她必须将一名无家可归的男子从地下室驱逐出去，这一行动带来了悲剧性的后果，使其必须尽力应对随之而来的道德危机。片名指的是当地一座改建的酒店的名称，恰好这个题目与罗西里尼的经典作 《一九五一年的欧洲》（Europa '51） 遥相呼应，难以掩饰其讽刺当今欧洲的意味。然而，这部新片在艺术呈现上的诸多缺陷，却使得原本犀利的批判变成了生硬的说教。

其最大的问题在于其 叙事结构的失衡 。前半部分关于拾荒老人的段落展现了裘德作为导演的敏锐观察力——那些沉默的镜头、不加修饰的场景、老人机械而疲惫的日常动作，构成了一幅令人心酸的欧洲底层图景。这种近乎纪录片式的呈现方式，因其自然而显得格外有力。然而当故事转向女主角与各色人等的对话场景时， 突然变成了一场喋喋不休的“观点秀” 。人物之间的交谈不再是生活化的交流，而沦为导演“掉书袋”的绝佳时机，充斥着大量专业术语和刻意雕琢的警句。在日常生活里普通人很少会这样交谈，更不会在对话里夹杂如此密集而陌生的术语。 这显然是导演创作的痕迹 ，没能将这份刻意藏起来。

手机拍摄 的实验性质本可以成为影片的一个亮点，但在实际效果上却显得犹豫不决。某些自动对焦的晃动镜头非但没有增强真实感，反而因为技术上的不成熟而分散了观众的注意力。这种形式上的尝试与内容表达之间缺乏有机联系，成为了为创新而创新的表面工夫。

另一个致命伤在于其 信息密度的失控 。裘德试图在有限的时间内塞入太多议题，导致每个话题都只能得到蜻蜓点水般的处理。官僚主义、民族主义、宗教批判、战争反思……这些本都需要深入探讨的严肃话题，在影片中却变成了女主角口中一连串的名词罗列。这种处理方式不仅削弱了每个议题的批判力度，也让整部电影显得杂乱无章。讽刺的是，裘德对当代社会“碎片化”的批判，恰恰通过这种碎片化的叙事方式得到了再现——只不过这种再现并非有意为之的艺术选择，而是控制力不足的表现。

《二〇二五年的欧陆》或许 更适合拍成一部短片 。现有的素材中，拾荒老人的段落本身就具备独立成章的完整性，而女主角向他人倾诉、求自我解脱的“道德之旅”则因过度延展而显得拖沓冗长。裘德似乎陷入了两难：既想保持艺术电影的沉思气质，又想加入足够多的社会评论，结果两者都未能尽如人意。这种平衡的失控最终让影片变成了一部“说教相声”——既有相声的夸张与刻意，又有说教的枯燥与直白。

拉杜·裘德依然是当代欧洲电影中不可或缺的声音，他的社会关怀与批判意识在这个娱乐至死的时代显得尤为珍贵。但《二〇二五年的欧陆》提醒我们， 再深刻的批判也需要恰当的艺术形式作为载体 。当讽刺变成了说教，当复杂的社会分析简化为术语的堆砌，再尖锐的批判也会在观众的疲惫与疏离中被消解殆尽。